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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李零:中国的文化心态,始终没有走出先人的幽灵
  • 2020年07月15日来源:凤凰网读书

提要:其实中国传统国家有很强的管理职能,这曾经是十八世纪西方文官政治初建的楷模,西方现代化的趋势恰恰是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;而落后国家要保护自己,防止大换血,造成机体坏死,也要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。这是一些性质不同而又重叠交叉的问题,绝非初想那么简单。

(本文写于1988年11月,部分观点于今仍有借鉴和启示作用)

去年是"龙年大吉",但中国人的情绪却坏到了极点。从车祸、空难、到奥运会的纷纷落马,要多丧气有多丧气。特别是关于历史文化问题的讨论、使那么多人"漫酒英雄热泪",更是悲壮之极。它使我日益感到:现在所说的"文化反思",往往只是"反过来想":现在的流行作品,大多只是充满了"流行的情绪"。

01 现代人的"英雄理想”破灭了吗?

有人讲,在历史变革的关头,对旧秩序的不满总是与对一切新奇怪异的追求相伴随。这在我们的下一茬人身上表现尤其突出。

我们这批人是当年的"老插",论年龄并不比他们大多少,但有人已在谈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"代沟"。虽然按中国现在的习惯,我们暂时还忝居"青年"之列,但说实话,在现在所说的"中年人"与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之间,我们似乎与前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。我们与后者的差异在于,我们是从文化革命中获得"启蒙",而他们的"启蒙"却是从文化革命后的开放中获得的,横在两代人中间的短短十年,中国发生的变化太大。

有一次,我和一位法国朋友聊天,他说我们的年龄、经历都有相似之处:他也是从法国"一九六八年事件"中走过来的,和他的弟弟妹妹有很大不同。有个徳国朋友也说,当年他们都把结婚看作"保守",可现在的年轻人呢,却又把单身看作"保守"。

前两年,有人写过一篇小说评论,曾提出过一个"英雄理想破灭"的问题。他认为我们的下一茬因为"丧失英雄理想",出了批"多余的人",大家因为找不到英雄,所以才暂借金庸笔下的大侠"来过瘾。这位作者对我们的下一茬看不惯,也许有他的不少理由(例如他们太"务实",只顾自己,缺乏社会责任感,等等)。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"英雄理想的丧失",并用"多余的人"去指责他们,这却引起了众多读者的不满。

他的说法有两点值得商権:

第一,"英雄"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(现在,二次大战时期的"风云人物"差不多都已谢世),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("乱世出英雄")。虽然历史上的"英雄"以其"个人魅力"凝聚了一定的"时代精神",足以令人倾倒。比如拿破仑打进德国,黑格尔说他看到了"马背上的世界精神"。但我们都知道,本世纪以来,随着理想主义的退潮,"英雄"崇拜也已衰微,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。一是分工发达和科学进步,使全智全能式的人物和大体系构造日益绝迹,人们更倾向于现代意义的合作;二是社会组织的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完善,大大限制了个人的活动范围。不仅昔日的草莽英雄难以立足,就是总统和将军也黯然失色。大家只好崇拜明星并靠创造各种"吉尼斯"式的纪录来表现个人。在这种趋势下,如果没有英雄,我们却硬要造一个出来,那只能是"唐·吉诃德"。

第二,"多余的人"是个什么概念?凡是了解一点俄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,那是一种具有时代象征的文学典型,而并不是个贬词。比如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却林就是个"多余的人",但作者偏偏要把他叫做"当代英雄"。这样一个文学典型是有深刻意义的。因为对一个"方生方死"的时代来说,真正可怕的并不是"英雄理想"的丧失,而恰恰是"忧患感"的丧失。超然游离于社会之外,迷惘、彷徨,甚至流为狂放或戏谑,这虽算不上"正常心理",但却是合乎社会"生理机制"的正常反应。从消极的方面讲,它至少告诉了我们应当"不要什么",而从积极的方面讲,它还可能是形成独立自我意识和深沉思考的前提。

不过,尽管如此,"英雄理想破灭"说仍然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因为它恰恰触及到了一场新的文化讨论的前提和契机。

02 鲁迅大骂的"国民性"是一个没有时代特征的概念吗?

近年来的"文化热",有一条主要线索是从逆反于所谓两次"文化断裂"("五四运动"和"文化革命")发展而来。它强调的是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再造,想以一种新的"精英文化"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支柱,用以填补"英雄理想"丧失所造成的空缺,并用文化认同来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。

中国的"国民性"到底是什么?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因为所谓“国民性",也像个体性格一样,要由它的"经历"即历史作背景参照オ能理解。中国文化不仅是齐白石、梅兰芳,也包括一贯道、三一教这样的东西。"国民性"是一种民族精神,更重要的是要反映民间思想,反映"阿Q"式的东西。另外,它还有两个面孔:"大闹天官"是他,"西天取经"也是他。特别是再加上观察者的心情和好恶,事情就更复杂。比如同样是对传统文化,如果我们也像日本和"四小龙"一样把经济搞上去了,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牛气一下,摆摆传统文化的"合理内核",吹吹什么"弘扬儒学"。但要是运气不佳呢,我们又不免觉得陷入历史宿命的"怪圈",感到像"鬼打墙"一样出不来,少不了要大骂传统文化的"劣根性"。

现在国内讲传统文化和"国民性",至少就年轻人这个层次讲,大家还是以"骂"为主。前几年,中国文化书院开讨论会,我去旁观,年轻人基本上是一面倒,全不赞成杜维明先生的"弘扬"说,反映了我们这里的"文化气候"。

大骂"中国人",鲁迅是一面旗子。过去在鲁迅研究上,"国民性"的问题一直是禁区。现在,鲁迅式的"国民性"研究兜了一个大圈子,重新又被人们重视起来。这显然是因为鲁迅提出这一思想时的"气氛"与我们现在的"气氛"有几分相似。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时代的起点。但是当我们重新检视现时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时,我们却感到,他们对中国"国民性"的刻画,只要一涉及到历史问题,往往都带有现时特有的情绪,充满各种"回溯性差异"。这使我们反省,难道鲁迅所说的"国民性"真的就是一个没有时代特征的概念吗?

从鲁迅的经历,我们可以看出,他所说的"国民性"仍然是有鲜明时代特征的。我们都知道,鲁迅是身跨两个时代的人。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最痛苦的时期。当时,中国的传统社会正在走下坡路,而西方人又打了进来。原有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,加上外来的冲击,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,使中国人的心理被扭曲,精神上留下深刻创伤。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,各种亲眼看到的"血"在鲁迅头脑中留下恐怖感,构成其文学创作的"情结"。虽然,出于启蒙的需要,鲁迅在批判中国国民性时,总是从我们这一方面去强调它,把它描画成一种"陈陈相因"、从来如此的东西,喜欢用一种"故事新编"的方式去嘲弄它、让我们看历史,而知今日与先前的相似。但尽管如此,我们仍不难看出他所说的"国民性"其实既不单纯是"历史积淀",也不单纯是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,而是一种双重作用力下,"浓疮溃烂"的结果。鲁迅的"国民性"研究,对内,参照的主要是明代和明亡以来的野史;对外,参照的主要是日本,这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。我们今天研究"国民性"是不应忘记这一点的。

鲁迅葬礼

大约一九七四年前后,我曾反复研究鲁迅的东西,并以此为线索,希望把它扩展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研究。但是后来,随着研究的深入,我却日益发现,在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畸变的今天,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印象往往都是错误的。例如现在有不少人仍然抱着过时的所谓"亚细亚生产方式"说,拿世界历史学界早已抛弃的"水利社会"说来解释中国历史,以为西方的现代化全是托福于他们没有"大一统"的国家,因此我们的现代化全在于减政放权。其实中国传统国家有很强的管理职能,这曾经是十八世纪西方文官政治初建的楷模,西方现代化的趋势恰恰是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;而落后国家要保护自己,防止大换血,造成机体坏死,也要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。这是一些性质不同而又重叠交叉的问题,绝非初想那么简单。还有把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对立曲解为“黄色文明"与"蓝色文明"、"农耕文明"与"航海文明"的对立,这在历史学上也是通不过的。

03 对中国文化激烈抨击的人,往往是自己没有走出先人的幽灵

自近代以来,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产生了危机,被人押上历史审判台。但这一审理过程却似乎是无限期地被拖延下来。人们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为之辩护,也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判决,但它却始终既不曾被开释,也不曾被处决。总是叫你吊着难受。

近年来有不少作对中国传统文化做激烈抨击。这类抨击从较近的来源讲、可以追溯到文化革命后大家直接感受到的一些东西。当时不少人都觉得:什么反资本主义,其实中国该反的是封建主义。比如王小强的《农业社会主义批判》就是一部代表作。后来,这类作品多起来,逐渐形成一股很大的潮流。即使是一些"学术作品",背后也是同一心态。比如顾准写了《希腊城邦制度》,表面上是讲希腊,实际上是要点出中国压根儿就没有民主传统:也有些学人则论述说,中国因为缺乏"逻辑型思维",其实与欧洲科学思想的主流"风马牛不相及";陈平还提出他的"单小农结构论",埋怨中国人不懂生态农业、吃粮食不吃肉。特别是他们都很热衷于做"停滞"论,想方设法要证明中国走进了"进化死胡同",是"酒精瓶中的死胎"。

1982,顾准《希腊城邦制度》

所有这些批判,对于警醒国民,认识到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因为过去我们几乎很少留心别人,也很少反观自己,更不会想到二者的对比。

不过,我有一个感觉,上面这些作品,它们表面上虽然非常激进,但却仍然笼罩着传统文化的巨大阴影(与之纠缠不休)。他们过于宿命和自卑,就像服丧未尽的孝子,始终走不出先人的幽灵。他们在心理上是矛盾的,一方面急切,希望中国立刻就能现代化;另一方面又气短,觉得二者之间的距离大到无法填补。从前,我们看不起别人,把别人叫"鬼子",认为"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",人家不过是"猴子"。现在这个迷梦被打破,我们又竭尽全力去论述,我们自己オ是"猴子"。而且是"猴子"倒也罢了,他又痛哭流涕,不甘心做这"猴子"。由此引发的一个直接的问题是,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和西方文化都充满了误解。这种误解是双重性的。

04 "风水轮流传"——未必

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,人们想的总是一个"谁化谁"的问题,即究竟是中国文化把西方文化"化"掉,还是西方文化把中国文化"化"掉。所有各种说法和争论,从"大型"到"小式",大体上说,早在"五四"时代就一应俱全。这种争论,我想今后也还会持续下去。不过,从以往的历史,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,即这种争论一旦从文化的层面转到实际社会问题的层面,它往往都有一种"内缩"的趋势,即把两种文化的调适转化为一种非常具体的中国内部的问题。在孙中山和毛泽东身上,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。但是这种"内缩"的趋势,肯定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,所以"五四"时代提出的问题,今天又会再度提出来。这些都说明,中国现代化是个长期的过程,中国进行自我反省是个长期的过程,中国人要想彻底摆脱自卑感也是个长期的过程。

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是世界性的问题。有人说,十九世纪是西方文化大扩张的时期,而二十世纪则有一个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"反冲"。这个"反冲"(包括各种"社会主义"),实际上是后发类型国家的一种自我调整和适应,它不完全是被动的。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讲,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,应当说,近代以来,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一直很热烈,并非像现在大家的感觉,是一错再错。我赞同他的看法。同样,我们还应指出的是,直到现在,有些恰恰是批评封闭状态的人,他们反而不能从封闭的精神状态下走出来。他们仍坚持认为,中国一直是自外于"世界资本主义体系"的,一直是处于封建状态下的,以为中国不弃绝传统,就不能加入其中。

其实,中国的问题从近代以来一直就是双方面的、不光取决于我们自已,也要取决于国际环境。弃旧图新并不像倒垃圾和讨饭,即使你说中国只剩下一大堆"素质低劣"的人口,那也没地方倒;即使你以为人家的东西再好,人家也不会白给。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适应和不适应的问题。

也有人讲,传统文化,中国是顶峰;现代文化,西方是顶峰,将来转回来,中国可能还是顶峰("太阳又从亚细亚升起")这是受汤因比的影响。汤因比对西方文明抱有危机感,这有他的特殊理解,我们不去管。从我们方面讲,中国会不会又成为"老大"呢?我想,这个问题是很难肯定的。也就是说:事无定局。

一般说,历史也像打牌一样,既有牌运,也靠技术。它总是给人们以机会,但机会要靠人去选择,而且每一步选择都将影响到下一步选择。以往的历史昭示我们:在历史的关键时刻,这种选择往往会凝聚化,只有两种可能。这两种可能在当时看来往往是截然对立,但就历史的长远趋势看,又有对称性或同步性,实际上是相似选择。真正能够异于这种"相似选择"的"第三势力"是很难存在的。你打出一张牌,现在后悔了,说是我要把牌收回来,换一张就好了。这个想法也许不错。但你要把牌拿回去,人家就也要把脾拿回去,而且不能是你把一轮又一轮的牌都换掉,可别人的牌却不动。这和自己同自己打牌又有什么两样?所以这里关键是,一个个别条件的假设,需要有一系列条件即整个系统的假设。

历史是不能逆转的,其原因就在于选择不可逆转。而未来的难于预料,也在于其结果还有待于我们选择。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,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,仍然那样虚无,我想,中国就永远也走不出他们所说的那个"怪圈"。

一九八八年十ー月

本文节选自

《放虎归山》



责任编辑:杜庄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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